2013年11月28日 星期四 2013年10月(总第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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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母亲去漂泊

2013-12-02 09:05:23

  文/黔人

  父亲去世后,我说过一句话:“我们已经对不起父亲,不能再对不起母亲!”
  说对不起父亲,是因为父亲辛劳一生,尚未得到子女们的任何回报,他便撒手而去。
  母亲同样辛劳一生,我不想让父亲的悲剧在她身上重演……

  一

  母亲出生在贵州省罗甸县边阳镇下坝村,这地方又名“水淹坝”。单从这地名,透出两方面的信息:第一,那儿是个坝子,地势平坦,可种水稻,生活条件相对好些;第二,那儿经常被水淹,十年九涝,粮食没有好收成。解放前村民们的生活可谓“水深火热”,解放初期也好不到哪里去。
  母亲嫁给父亲,虽是媒妁之言,但她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与父亲见过面后,她对父亲复员军人的身份比较满意,也欣赏父亲的勤劳精干。唯一不能接受的是父亲家住山里。因此,母亲提出的唯一条件是,不愿跟父亲到山里生活。
  父母商量的结果是,贷了一笔款在母亲的村里买了一栋简易木房,就近安居下来。可除了房子,没有什么是他们的。所以,最初的一二年里,他们居住在母亲的村庄,却要到好几公里外的父亲的村里去种地,实属不便。这样的日子不知持续了多久,也不知道是谁主动提出来,他们终于把家搬到了父亲所在的村庄。
  母亲生养我们兄弟姐妹六人,艰辛程度可想而知。但母亲始终乐观,而且很有主见。
  我小时候是个“好奇鬼”,不管母亲多么忙,多么累,也不管母亲心情如何,总爱缠着她讲故事,这可难为了没有上过一天学的母亲。比如我爱问,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的时候,你们在做什么。母亲的回答是,不知道毛主席站在哪里说了什么,她只知道中国解放了就是贫下中农“翻身了”。我又问她,我们老家是怎么解放的,她说,事先一点不知道,突然有一天天亮后,发现土地坡上(母亲老家对面的一座山)到处都是红旗,村前的马路上停满了绿色的军车,大批的解放军就在路边搭灶做饭。过了一天,又不知道开到哪里去了。
  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母亲给我讲她们那一代人经历过的许多事情,讲农村里的奇闻轶事。讲到不公平的事她会义愤填膺,讲到有趣的事她也会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在一个挂满星星的晚上,母亲给我讲她们当年跳“忠字舞”的情景,边说边摆姿势,口里还唱着“拉嗦米拉嗦米拉拉拉……”
  我小时候还是个“淘气鬼”,和小伙伴们玩得肆无忌惮,经常弄得鼻青脸肿地回来。母亲虽有责问,但极少打骂。有一次,放牛在山上,几个小伙伴居然学起了骑兵打仗,把牛当着马,骑在牛背上“大战”,结果一不小心,我被一枪(仿制的红缨枪)挑下牛背,把右手摔成了骨折。回到家里,母亲非常心疼,当即采来一种叫做“扁担叶”的植物,用火烤热、捣碎后帮我敷在伤处,用布缠着,一个星期后康复如初。于是,我们又继续“战斗”,继续疯玩……
  我常想,我们小时候物质匮乏,没有像现在的孩子一样有吃不完的零食,用不尽的玩具。但那时父母对我们的“放养”,让我们的童年生活多了一些别样的体验。让我们在成人之后面对生活和事业的波折时,多了一份从容和淡定。
  而母亲讲述的那些并不完整,却令人新奇的“故事”,则成了我后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最初的灵感。

  二

  最令我感动的还是母亲对子女的培养。
  老家离镇上不远,三公里左右。但那些年却是典型的“山旮旯”,不通公路,不通电,非常闭塞。村里人素无读书传统,孩子们多数上不了学,上学的大多也只读到小学毕业就回家干活。父母却执意让我们上学读书,这被村里人视为“另类”。
  土地包产到户后,单家独户生产难度大,村里时兴“转活路”,就是大家轮流帮忙。父亲健康的时候,父母也算强劳力,能帮人,别人自然也愿意来帮忙。父亲身体欠佳后,尽管也主动去帮别人的忙,但因为父亲不能干重活,人家认为“不划算”,不愿意和我们家“转活路”。有人甚至冷嘲热讽:“你们要让小娃读书当官,还种啥庄稼呢!”
  面对这种窘况,我曾想让弟弟一起退学回家帮忙,但父母不同意,尤其是母亲不同意,说能读就读吧,再苦再累他们也能支撑下去。
  我那时在镇上的中学读“跑学”(不住校,每天来回四次)。每天下午放学后,先把家里的一口大水缸挑满水,晚饭后磨米(如果父母没回家,还得做饭等大人回来)。但到了初三,课业越来越重,做家务也越来越力不从心。后来,我索性偷起了懒,放学后先不回家,而是在离家半里左右的地方停下来,爬到树上看书、做作业,做得差不多才回家,以此确保学习不被落下。但这样一来,家务做得少了,父母更加劳累了。爷爷对此很不高兴,见到我就唠叨不止(爷爷认为农村人读书没有用,而且“把家都读穷了”)。母亲千方百计“掩护”我的行动,对爷爷说学校有课,老师不让走,并主动担起更多的家务,以此平息老人家的愤怒。
  我读高中的时候,因长期不吃早餐,身体有些虚弱,很难适应超负荷的学习任务。那个时候,家庭条件差,实在没什么可吃的。加上兄弟姊妹多,有什么也不够吃。家里养了几只鸡,母亲就把有限的鸡蛋积存起来,进入毕业季的时候,她每天早上很早就起来,煮上一碗蛋汤给我喝下,然后让我去上学。
  第一次高考落榜后,村里不少人嘲笑父母的失败,爷爷巴望着我回家务农,父亲因为有病在身,原本赞成我继续上学的决心也开始动摇。唯有母亲,自始至终支持我复读。家里没钱,把地里最大最高的树木卖了。钱还不够,把家里的一头耕牛也卖了。好在,我没让父母失望。在又一个“黑色七月”过后,终于跳了“农门”,成为一名国家公职人员。(后来我自愿跳出“衙门”,外出打工,那又是后话了。)
  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母亲没有读过书,但她心里装着子女教育这部大书。这在那个年代、那种条件下,的确是太不容易了。
  不曾想,我们善良的母亲,在饱尝生活的艰辛之后,又遭晴天霹雳。在她53岁那年的冬天,她失去了相濡以沫的丈夫,子女们失去了可亲可敬的父亲。

  三

  父亲去世头几年,我在县城工作,经常可以回家看看。二弟、三弟都在老家,随时可以照看母亲,我无担忧。
  后来我到温州打工,弟妹们也陆续跟了出来,母亲的生活自然也成了我们迫切关心的问题。
  我的儿子在老家出生三个月的时候,为了照顾他们娘俩的生活,当然也是为了照顾我的生活,我把妻儿从老家接到了温州,同时也把老母亲接了过来同住。我记得那次在飞机上,儿子一个劲地哭,母亲和妻子一个劲地哄。后来我问母亲第一次坐飞机的感觉,她说什么感觉都没有,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享受一下就到站了。
  母亲到了温州,说是让她不要太劳累,事实上是没少劳累。我和妻子工作都很忙,常常早出晚归,很多时候晚上还要加班,带孩子、做饭的活就落到了母亲肩上。儿子比较顽皮,白天缠着奶奶带他到处去看“高楼大厦”,晚上三更半夜不肯睡觉,带他的难度可想而知。好不容易等到儿子大了一些,可以松口气了,妹妹的孩子出生了,也需要带。然后又是给弟弟带孩子。弟妹都在温州打工,都是一线工人,请不起保姆,老母亲就成了免费又最贴心的“保姆”。
  孩子们渐渐长大,母亲则渐渐年衰。听力下降,老眼昏花,思维也偶感迟钝,有时一个人出门,还半晌找不着回家的路。弟妹们不再让她干活,让她呆在家里“享享清福”。没想到,稍微一闲,却生病了。先在乐清住院,出院不久又发作,然后到温州住院,还做了手术。平时也是小病不断,不是感冒发烧,就是腰酸背痛。钱没少花,病无全好。尤其是市区那些医院,进去后不管大病小病,先被要求住院观察,观察时间往往比正式治疗的时间长得多,费用当然也高得惊人。这让我们真真切切地领教了什么叫“病不起”。那时我因工作调动,我的小家庭已迁至上海。母亲在温州住院,弟妹轮流请假去照顾。他们请假不太好请,请了假还要扣工资,影响日常生活。我便尽量赶过去,有时一去一、二个星期。母亲担心我们影响工作,照顾不了孩子,心理负担很重,稍有好转便吵着出院,催我赶紧回来上班。
  这期间,我曾带着母亲和一家人到北京游览了几天。看到长城,她说:“这就是孟姜女哭倒过的长城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由于天气炎热,人流拥挤,母亲突然感觉头晕。我们把她扶到一旁休息,恢复过来的时候,她说:“原来这就是毛主席站过的地方?可能皇帝站过的地方,地气重,普通老百姓压不过,才会头晕!”
  母亲朴实一生。她的朴实,使她的言语平添了几分风趣。
  之后,我把母亲接到上海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本要留她长住,她却很不习惯。一是我们都忙,没空陪她。因她不会说普通话,也没法与小区里的其他人沟通,感觉无聊。二是上海地方太大,出门就要乘车,母亲弄不清公交车的线路,又不可能天天打出租车,接孩子、买菜之类的家常活她当然干不了,感觉自己特没“成就感”。她还是比较怀念温州,在那边打工的亲戚朋友多,有熟悉的乡音,有晚辈们前来串门带来的欢愉。我只好又把她送到温州,挨着小弟、小妹两家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
  但母亲毕竟已是70多岁的老人,时不时地,她又思念起故土上的人和事来。中国自古就有“落叶归根”之说,我想,我们是该让母亲回归故里了。
  于是,今年元旦过后,我们又把母亲送回老家,和二弟一家共同生活。二弟、弟媳都还孝顺,而且曾在外地打拼多年,深知漂泊之苦,我也只能寄望于他们了。

  四

  母亲回到了老家,可算是结束了四处漂泊的日子。可我却觉得,母亲的心仍在“漂泊”。
  她常打来电话,询问我们的生活、工作情况,询问孙子、孙女的身体、学习情况。就像她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常常牵挂着远在老家的晚生后辈。
  这正应了那句俗话:“在家想远方,来到远方想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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