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8月28日 星期三 2013年8月(总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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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管理赋予灵魂

2013-10-08 10:00:51

文/老孚(正泰电器生产采购部)

管理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这是很多商学院在MBA学生入学时比较经典的一个话题,可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笔者愚驽,断不敢在当今大师辈出的时代对这个命题的孰是孰非妄下结论。就像世间万物都有灵性一样,我认为管理首先是一种用于治理的工具或手段。这个工具如果是少数人为了奴役多数人,那就只能是一个干巴巴的皮囊,只能是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工具;但如果这个工具是用来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被绝大多数人认同、支持和自觉的互动,并凝聚了绝大多数人的智慧,我就认为这种管理就是有灵性的,也就是有灵魂的。

从百年管理的演变中看西方管理的狭隘
《管理百年》作为一部编年体的书籍,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世界管理发展的脉络。从泰罗以秒表计时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到摩登时代福特的T型车装配线生产,到斯隆对组织的思考和管理,到诸多研究者对人对劳动者的探索,到在二战中吸取教训寻求企业发展,到著名的麦卡锡营销4P组合理论和麦格雷戈的X-Y激励模型理论,到对源于军事的战略的研究和运用,到在面临组织危机时对管理理论和模式的不断创新,到曾帮助日本经济复苏的戴明质量管理理论在西方的风行,直至各种管理模式的实践和兴起。这期间各种管理思想和体系不断交替出现并且推陈出新。
每一个管理理念体系的出现,必定是符合时代潮流发展,以及是对前人管理理念的继承与发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前人的智慧与努力。泰罗以他被称为“秒表科学”的管理思想奠定了西方管理的基础。作为一个管理学家,他是成功的,因为他成功的让人们意识到了管理的重要与伟大。而作为一个管理的实施者,他却是失败的,他的失败在于他对于管理方法过于理论化的狭隘定义。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除非工人们从思想上对自己和对雇主的责任问题发生了完全的革命,除非雇主们对自己本身和对工人们的责任发生了完全的思想革命。否则,科学管理不能存在,科学管理也不可能存在。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工人和雇主必定要完全与其身份相吻合才能真正的有科学管理的产生,那么这么做的最直接表现便是,工人必定只能是工人,而雇主也一定要是雇主,这只能是机器与控制中心的关系,而这也正是泰罗管理思想的狭隘之处。

中国的企业需要中国式的管理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管理理论沉溺于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不能自拔,并用了近30年的时间来实践“科学管理”,但仍然鹦鹉学舌式的收效甚微。从最近央视一台热播的《寻路》电视剧中,相似的一幕曾经在党的历史中上演过。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管理也一样,不能迷信、不能教条、更不能媚外。为此,我们有必要对“科学管理”进行一下剖析,以达到去伪存真,理论指导实际的作用。
西方的管理学与经济学同祖,都以亚当·斯密的理性“经济人”为基本人性假设。所谓理性的“经济人”,是说人都是自私的、首先考虑个人物质利益的,而且能理性地分析客观环境,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对人的管理只能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大棒加胡萝卜”。
支撑科学管理的支柱有四条:一是明确分工,二是量化标准,三是严格考核,四是严明奖惩。据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四条支柱就是“大棒加胡萝卜”的管理工具。
一百多年来,西方管理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可万变不离其宗,其主线始终是“大棒加胡萝卜”这一套。可随着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研究对策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理性 “经济人” 的假设有点可疑。人不是经济动物,并非只考虑物质需求的满足,还有各种精神需要、社会需要,同样可以转化为动机。由此引出专门探索人的行为规律的所谓行为科学。在处理实际问题时,人也并非绝对理性,通常不会去追求最佳决策,而大都满足于可接受的决策,表现出有限理性。为解决科学管理的困惑,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基于管理就是实践的理念,倡导“目标管理”,著述《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实践》、《管理:任务、责任、实践》等宏篇巨著,终生致力于破解西方科学管理的困境,被尊为“现代管理学之父”。
从人文角度而言,任何一种管理思想,如果忽视了民族风俗、民族文化、地域等具有鲜明特色的隐性影响因素,其指导作用将大打折扣。管理如果只注重管理者的感受,不注重被管理者的感受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把他们的智慧熔汇于管理的结果中,必定会遭到被管理者的消极抵触,也就免不了会沦为管理者的工具。就像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取得革命胜利一样。当前,中国的企业管理实践中“挟洋自重”、“食洋不化”、“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盛极一时,如果不从中国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发展出一整套能够指导企业健康发展的中国式管理理论,必将贻误企业的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指路明灯
从井冈山时期创办红色中央银行,到延安时期开展大生产运动。从1949年开始在一穷二白、残匪待肃、抗美援朝等恶劣环境的基础上开始新中国建设,期间经历美苏两霸的讹诈,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时给中国人留下的是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许多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研制出自己的两弹一星、核潜艇、各种先进的喷气式飞机、大批高精尖机械电子工业设备、大型计算机、人工合成基因、人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等,使我国科技以极短的时间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综观毛泽东思想的管理智慧,对比管理西化30年来的历程和困惑,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思想就象一棵璀璨的珍珠,当我们拭去外界蒙在其上的灰尘后,才发现其历久弥新,对我们的管理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更是我们赋予管理灵魂的智慧源泉。
依笔者管中窥豹之愚见,毛泽东管理思想对我们给管理赋予灵魂的启迪有以下几点:
第一,管理之道贵在“精神聚众”。毛泽东的管理之道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在从事管理活动前,必须具有一个清晰明确并被广大成员所认可的核心价值观。传统的西方管理只注重器物层面的管理,近年来也提出了企业愿景和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路,并把这些上升到战略管理的高度。可见一个组织的精神力量越来越被管理者所认可并实践。
第二,通过坚持不懈的思想教育,提高人的觉悟,进而使团队成员达到自觉的境界。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为治党、治军、治国的纲领,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所以说,管理者只有调动广大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形成万众一心的凝聚力,才有可能为实现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第三,率先垂范,遵守纪律。毛泽东抓纪律的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是从思想上教育党员和官兵,把纪律建立在自觉遵守的基础上;二是在纪律方面严于律己,作出表率。在长征中,毛泽东的妻弟——17岁的贺敏仁,因拿老百姓近百个铜板被执行纪律。后来毛泽东听说后,只说了一句:“红军就应该有铁的纪律,我们应该用红军铁的纪律来要求自己的亲人。”
第四,走群众路线式的民主管理。为了建立一支不同于军阀队伍的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在连以上单位中建立了士兵委员会组织。从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两个方面激发了士兵当家作主的热情,最终造就了一支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人民子弟兵队伍;为了使党永保革命本色,毛泽东大力倡导调查研究,积极推进群众路线;为了使中国走出“周期律”的怪圈,毛泽东身体力行“民主集中制”。当前,从西方传来的所谓员工参与式管理,就是对毛泽东民主管理思想的翻版。
第五,毛泽东认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无论是井冈山时期,还是延安时期,一直到新中国建设时期,毛泽东非常注重党、政军干部的培训,从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到井冈山时期的红军教导队和红军学校;从延安时期的抗大、鲁艺、中央党校,到建国后“五七”干校等都是干部培训的基地。
第六,注重系统的管理方法。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就是毛泽东看到当时党内教条地采用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带来的弊端之后,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经济建设活动中的十大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是迄今为止对我国经济建设仍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不朽著作。企业经营是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如果厚此薄彼,就会形成经营链中的短板,影响企业健康协调发展。
第七,注重基层组织建设。从“三湾改编”实行“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军事单位成立“士兵委员会”,毛泽东缔造了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新型人民军队;建国后,在毛泽东经济建设思想的指引下,共和国工业战线的先进集体如璀璨群星熠熠生辉。如50年代的马恒昌小组、毛泽东号机车组、郝建秀小组、赵梦桃小组等;60年代,大庆油田坚持“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在班组内开展岗位练兵,洛阳轴承厂滚子车间终磨小组首创了“产品质量信得过”活动等等。正因为注重基层组织建设,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共和国缔造者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坚实基础。
第八,树立榜样。当代西方管理理论中的“标杆管理”其实就源自于毛泽东倡导的树立榜样的管理方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毛泽东以榜样为管理杠杆的智慧中,我们不难看到有三个特点。一是从各方面树立榜样。为调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毛泽东在军队树立了雷锋、在工业战线树立了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红旗、在农业战线树立了不怕艰苦、战天斗地的大寨红旗。二是榜样出身都是劳动人民,如雷锋、王进喜、马恒昌、郝建秀、赵梦桃等。还有以“宁可脏一人、服务千万家”,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的共和国劳模时传祥。三是寓哲学于管理之中,如著名的“鞍钢宪法”。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这就是后来被誉为工业建设指导纲领的“鞍钢宪法”。后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罗伯特·托马斯教授认为毛泽东倡导的“鞍钢宪法”是“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有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的丰田管理方式(TPS)、全面的质量管理和团队精神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所倡导充分发挥劳动者个人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的鞍钢宪法精神。
管理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我认为这个命题就像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纠缠不清。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组织的目标,这个目标必须被组织的成员所认可,组织的成长与成员的利益相得益彰,并在阶段性的战略目标指引下,由领导身体力行,上下同欲,积极践行,既注重物质激励、又注重精神激励,二者相辅相成。唯如此,管理才会有灵性,组织才能充满活力、朝气蓬勃,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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