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7月22日 星期一 2013年6月(总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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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父亲

2013-07-29 11:31:33

文/黔人

在父亲节来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我多难的父亲。
——题记

父亲去世比较早,孙字辈的孩子们几乎都没见过他的面。
儿子常问我:“我们家爷爷是怎样一个人?”
因父亲走后,我们几经迁徙,没有留下照片,无法向孩子们描述他的形象。若说父亲的性格,我思前想后,觉得最恰当的是两个字:沉默。

父亲出生于1934年,那正是中央红军到达贵州的时候。长征的队伍没有到过我的老家罗甸,但在之前的1930年左右,红七军一部曾在黔桂交界的罗甸境内活动过一段时间,并在那里建立了黔南第一个党支部——蛮瓦支部。也许是时间太短,地处偏远的原因,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影响有限。直到解放前夕,父亲所住的小镇充斥着各种反面宣传,大街上贴满了“剿灭共匪”、“反对共产共妻”等标语。街面上,挂着极尽丑化的朱德、毛泽东漫画,画面上写着“杀猪(朱德)刮毛(毛泽东)”的语言煞是吓人。以致听说“共产党快要打来了”,不明真相的爷爷带着一家人住进山里,安身立命一辈子。
所幸的是,父亲戒掉了大烟,而且学到了不少文化知识。参军前从没上过学的父亲,经过几年军营磨练,回来居然成了半个“文化人”。最初一段时间,他还担任了村里扫盲班的文化教员。
是卑微的出生让父亲从小谨小慎微?还是不公的命运让父亲多了一份深沉?我不知道。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不在人前大声说话。别人争论辩驳,他从不参与,听到有趣的地方他会心一笑,没意思他就走得远远的。
集体劳动之余,男人们流行打“五十K”(扑克的一种玩法),谁输谁戴“胡子”(嘴里含纸条),最后点火烧掉。父亲专心看着手里的牌,却不留心别人做手脚,所以他总是输多赢少。每次当他被烧“胡子”的时候,大家都在旁边笑,父亲也跟着笑。有时父亲发现别人做假,也只是说句“你玩屁”,并不揪住不放,更不赌气离开。我曾就此事问过父亲,他说大家干活累了凑在一起找找乐子,输输赢赢有什么关系,只要大家开心就行,何必非要争个高低不可。
村里有户人家,因为地主成份,解放初期被政府没收了剥削所得的几间房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当年的工作组早已撤离,当时的村领导也早已不在任上。这户人家一个外号“锛锄脑壳”的青年找到当过一段时间村支书的父亲,极尽威胁之语,要求父亲把他家房屋退回去,否则他就要“动武”。那时父亲已经患病,身体大不如前。如果要动粗,当然不是对手。正读初中的我放学回家,正好看到这家伙骂得起劲,而父亲一言不发,我当场就想发作,“拼”掉这家伙。父亲把我喝到一边,继续听他撒野。等他讲完后,父亲说:“你说完了吧,说完了我就告诉你,当年收你家的房子,是由上级政府决定的,也是上级政府派人下来执行的,我只是一个旁观者,当时没有决定权,现在也没有决定权。但我保证,如果上级政府有了新的政策,同意退还给你,我毫无意见,而且愿意帮助协调!”
之后,“锛锄脑壳”还多次威胁父亲,扬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父亲都以沉默应之。因外出求学、工作,这事后来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我只听说这“锛锄脑壳”在我父亲去世没几年也死了。时代更迭中的很多事情,是是非非很难说清楚。有些此时的是,可能是彼时的非;此时的非,过了些时日,或许又变成是了。最倒霉、最无辜的是像父亲这类基层小干部,没有什么话语权,却要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误解、压力,甚至是威胁!
还有一件事是,有一年,我们所属的生产队,队员们大肆砍伐集体树木。已经“下放”为生产队长的父亲在公社领导督促下,收缴了被伐树木。有人用毛笔在我家房屋的一根柱子上写下了“千万注意”几个大字。查明是谁后,有人建议父亲报案,或者把这人的情况向上级汇报。父亲不同意,他说对方是个民办教师,农村家庭出个民办教师不容易,如果报案或上报,把他民办教师撤了,他的前程就毁了。这个民办教师在混迹多年后终于转正,成为一个吃财政饭的“人民教师”,不知道他是否清楚当年我父亲“手下留情”的一幕。如果知道,他会作何感想呢?
此后,这民办教师一家还真的搞了一次动作。那时父亲的病情加重,腿脚不便近乎半瘫。有一天,他在家里看到了对面山上那户人家房屋冒起了火烟,判断是遭了火灾,他顾不得多想,撕破嗓子大喊灭火。他的喊声惊动了主人,也惊动了附近人家,由于扑救及时,没有造成大的损失。直到火已扑灭,父亲还没走到那户人家。
过了一段时间,因那户人家内部出现矛盾,家庭成员中有人主动向我父亲透露了当时情景:户主人马上报案,而且让一家人统一口径说是我父亲放的火。派出所的人来后,经过仔细检查,发现并非外人纵火,而是他们自家把燃烬的桐壳灰堆在屋角,“死灰复燃”引起了火灾,这事才没法赖到我父亲身上。
知道了这件事情,父亲仍是沉默。有队员建议我们起诉这户人家诬告,父亲说:“算了,我又没被抓去坐牢,再说也没人敢站出来作证,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一场风波被父亲这么一说,云淡风轻地化开了,好像什么事儿都不曾发生过一样。
或许,当事人到现在还以为我们对当年的这起“惊天预谋”一无所知呢!

父亲在家里,同样话语不多。
儿时的印象是,父亲特别忙,经常早出晚归甚至是十天半月不回来。后来才知道他是在村里“当干部”。而他的这段“干部履历”并未给他带来什么荣耀,反而麻烦不断。前述那个“锛锄脑壳”和民办教师家的威胁报复还只是其中一件。据说“浮夸风”盛行时期,上级催着报亩产,有的村干部违背事实报得高就受表扬,父亲如实上报,被批保守落后,罚跪碗屑(破碗的碎片)。“文革”中,他这样比芝麻还小的官还被指斥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批斗。颇具玩笑意味的是,由于村里没有集体经济,父亲每次到县上、区上开会的路费、会费、伙食费等,多是自己借钱垫付的。当时报不了,包产到户后更是无处可报,就变成了父亲私人的“陈年老账”。这笔钱,连同父母安家时买房欠下的贷款余额,还是我参加工作后“父债子还”逐步了结的。
父亲尽管忙,但在家里他并不做“甩手掌柜”,把什么事情都丢给母亲。只要有空,他都尽可能帮助母亲料理家务,照顾孩子。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电影,生产队放《白毛女》,父亲背着我去看,却什么都没看懂。原来是因为当时村里没电,放电影要用临时发电机。而发电机又总是“怠工”,致使电影不能顺利进行。父亲背着我根本不是在看电影,而是在荧幕背后照看发电机,以便发现问题及时组织修理。所以,我最初对电影的印象,除了发电机“突突突”的声音,就是从荧幕背面看到的一个个晃动的人影。

有几首歌倒是父亲主动教我的,如《东方红》、《打靶归来》、《我们的队伍象太阳》、《志愿军之歌》等。不过那时还真是太小,闹了不少笑话,比如我把“东方红”唱成“红包谷”,把“雄纠纠,气昂昂”的“气”解释为对美帝国主义很气愤,等等。
母亲因为辛苦,因为贫困,因为父亲“当干部”带来的额外负担,常当着父亲的面唠叨。父亲则沉默以对,忍气吞声。有时忍不了,也会“爆发”一下。但他的“爆发”,通常就一句话:“你念经念完了没有啊!”见母亲没有“收口”的意思,父亲要么继续沉默,要么拿着劳动工具,出门而去。
兄弟姐妹们少不更事,不理解父亲的辛酸与心结。暑假那些静谧的夜晚,我们常常聚在屋外,吹的吹笛子,吹的吹口琴,唱的唱歌,母亲也跟着我们乐呵。我们在那里“穷开心”的时候,有病在身的父亲总是独坐一旁,偶尔跟着笑笑,多数时间就那么静静地坐着,默默无语……

时隔多年,当我们都经历了许多人世沧桑之后,我常想,父亲当年的沉默,或许是性格使然。但正是这种性格,成了父亲保护自己和家人最好的“武器”。
处在那个风雨动荡的年代,处于一种无所依靠的地位,一家人虽经磨难却总算是平安无事,不靠父亲这种步步退让、与世无争的“沉默”,又能靠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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